马玉堂（1910～1942） 廉州镇东刘村人。1926年考入县立师范班，在学校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翌年秋转到省立正定第七中学学习。期间，他参与组织“读书会”，宣传革命思想，发展革命组织，成为学生会骨干分子。1932年，马玉堂赴灵寿县南纪城参加直中特委短期训练班，结业后，在返校途中因身带宣传品被捕。为保护党的机密，他将藏在衣襟内的党员名单及对敌斗争计划吞吃肚内，敌人对他百般折磨，他始终没有暴露身份。后被解押到定州监狱。在押期间，他伺机向看守士兵进行宣传教育，讲述革命道理，引起穷苦士兵们的同情，冒险为他邮送家书。其父得知后，星夜赶赴定州，各方疏通，才使他获释返校。不久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学籍。马玉堂辍学后，专门从事党的工作。1932年6月和8月，根据直中特委指示，他参与领导了灵寿慈峪两次农民武装暴动。失败后，他又奉命到井陉正丰煤矿领导工人运动，期间曾组织全矿4000余名矿工坚持了20多天的怠工斗争，迫使矿主补发6个月的欠薪，取得了斗争的胜利。1933年2月，马玉堂任直中特委巡视员，7月兼任中共藁城中心县委委员。在“五县农民联合暴动”中，直中特委遭到破坏，革命处于低潮。为恢复地方党组织，直中特委代理书记袁致和带领马玉堂、夏福海等由石家庄市转移到藁城南部一带活动，他们以临时特委的名义，与赵、藁、栾3县交界处的党组织取得联系，并建立了中共藁城中心县委，马玉堂等兼任县委主要领导职务。在白色恐怖下，马玉堂经常只身到栾城、赵县、无极、灵寿、行唐等地开展工作。1933年10月4日，由于叛徒告密，马玉堂、夏福海、张正身、张维汉同时被捕。在狱中，他和夏福海等人组织越狱未成被转押到北平军法处，受尽毒刑，但始终坚贞不屈。敌人无奈，又将他们押到北平军人反省院（即草岚子监狱）。在狱中和薄一波等建立的党支部接上关系，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。凶残的敌人逼他在“反共启事”上签字，他宁死不签。为反对敌监狱的迫害、虐待，他参加了狱中党组织发动的7天7夜的绝食斗争。后经党组织营救，马玉堂、夏福海等人1937年3月14日获释。马玉堂被中共北方局派往东北军万福麟部吕正操的647团做兵运工作。“七七”事变后，马玉堂回到藁城。他利用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，会同夏福海串联地下党员，组织起来，收缴枪支，制造大刀长矛，宣传全民抗日，动员青壮年参军，很快组织起以党员为骨干的百余名抗日地方武装。1937年11月2日晚，马玉堂联合李小贞部，经过周密计划，乘敌不备，一举攻克藁城县城，击毙日军3名，俘虏40多名，缴获40多支枪和一批其它军用品，打响了藁城抗日第一枪。县委抓住这一良机，发动群众和各界进步力量，有钱出钱，有粮出粮，有枪出枪，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，继续扩大地方武装。仅十几天时间，队伍就发展到300多人。经过整编，正式命名为“抗日义勇军”，马玉堂任司令，韩子毅任政治委员，张正身任政治部主任。部队成立后，开拔向滹沱河以北挺进，途经郝庄、马圈村时，又收编红枪会、便衣队等百余名杂牌武装。之后，在南董镇和北苏镇，先后与夏福海的游击队、无极县翟司升的“人民自卫团”会合，合编为“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2路第5支队”，马玉堂任支队长，刘洪涛任政治委员，翟司升任政治部主任。下设四个大队，部队发展到1000余人。为了消灭无极县保卫团头子刘大喜的汉奸武装，支队于1937年12月5日，分四路包围了无极县城。经过一昼夜的激战，攻克了县城，活捉了刘大喜，并根据群众要求当场予以处决，为民除了一大害。

1938年2月，马玉堂率部队活动在赞皇县野草湾一带，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。党组织派129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等帮助整训后，过渡到正规部队，改编为“129师东进纵队独立支队”，马玉堂任司令员。不久该部奉命回到冀南根据地，转战在藁、晋、束、赵、栾一带、抗击日军，并消灭了张会山、曹万祥、庞桂露等联庄会的反动武装。1938年8月，马玉堂调任冀南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。1941年春，该地区的形势更加残酷，大批日伪军轮番向八路军进攻，党组织遭到破坏，抗日武装受到严重损失。在紧要关头，马玉堂一方面加强政治思想工作，鼓舞士气；一方面与当地党组织紧密配合，团结依靠群众，开展游击战争。他率部东挡西杀，破坏铁路，攻打据点，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，重建了睢、杞、太三个县大队，建立了抗日小后方，到1941年底，部队发展到三千余人。

1942年1月，奉豫皖苏边区党委指示，马玉堂赴延安抗大学习深造，在通过平汉铁路封锁线时，遭敌暗枪射击，不幸中弹牺牲，年仅32岁。